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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過日子，多半不親自確認。 很少有人追問事情究竟如何被處理，依循的是什麼標準。提問需要時間，也意味著停下來；結果卻總是來得很快。於是，解釋從上方落下，流程自行完成，生活看起來毫無阻礙，人卻在不知不覺中學會配合。 我從事翻譯工作，在不同語言與思維之間來回移動，也因此更早察覺制度如何調整人們的判斷方式。西方以平權之名建立的審查系統，歐盟偏好的規範路徑，中國以穩定為核心的管理模式，並非彼此隔絕，而是在現實中相互借用，逐步滲入韓國社會的日常運作。 這本書試圖追索的，是一種無法被驗證的權力，如何進入日常判斷。它起於政治與制度，最後卻停在家庭裡，變成父母說話的方式，成為職場裡被反覆引用的規則。說明往往在事後補齊，異議則被推向可疑的位置，被重新命名。久而久之，公民逐漸習慣接受結果。 我選擇從那些被高舉的價值後退一步。不是為了保持距離，而是不再把理解的責任交出去。這個選擇並不宏大，只從一些細小的時刻開始：廚房門自行闔上，紙張上字跡暈開，回收站角落那只來歷不明的箱子，通過無人結算機的瞬間都極短，心卻無法安放。無法驗證的投票系統，司法與行政糾纏的權力配置，以宗教或道德名義維持自身的制度，都被放進同一條脈絡中重新觀看。寫到最後，體制逐漸退到背景，浮現出來的，是人類原本的習性--以及我們多麼迅速地把這種狀態視為正常。 如果我能做的只剩下記錄，我不想把它寫得溫順。我想親自確認，人們究竟多麼輕易就接受原因，又多麼急於結束解釋；而這樣的本能，最後替誰保留了位置。《平等的徵調》不是結論，而是一種在提問之前停下來的練習。它延後批准，拒絕立刻行動，選擇暫時不動，讓問題多留一會兒。正因為這份不適，我今天仍然寫下句子。
